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享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
[3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理论与实务》，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93页。备案审查最终结论有三种类型：一是提出审查建议不符合启动条件而不予受理（启动阶段）。
那么，是否每个阶段都要设置事后纠错制度，应当根据实践作周密论证。四、备案审查的四重纠错机制图景 备案审查的启动、审查、柔性处理和刚性处理等四阶段都应当设置事后纠错程序，并根据每一阶段的具体内容和特色设计审查提起人、审查条件等详细规范。纠错制度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保证纠错结果公正性的同时，如何通过制度设计避免可能出现的纠错泛滥与纠错机关不堪重负，也是下一步要努力探索的问题。[26]李雷：《人大备案审查结论存疑的优化机制探究》，载《法学》2021年第1期。（二）备案审查结论可能出错的原因 首先，现有备案审查能力不足，难以对每个规范性文件做全面细致深入地审查。
地方立法的创新性规定为备案审查事后纠错制度的进一步推广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在备案审查事后纠错制度中，内部监督尤其是自我监督具有情况熟、效率高、成本低的特点，但其公正性会遭受质疑，而外部监督更具公正性，但成本高、效率低，且可能遭遇专业性难题。我国《宪法》第五次修正案在序言中增加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定。
《民法典》第111条与第1037条是我国通过私法模式保障公民个人信息权的私法基础。从《宪法》作为国家最高效力的根本法来说，宪法通信权不仅是防御权，也是一项国家义务以及各个网络平台的社会责任。准确地说，我国宪法中关于通信权的规定对应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除依据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
数字时代意味着，对通信权的理解要跳出时代技术的局限，做更为一般化的理解。[13]劳作构成了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
事实上，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实现人格延伸和跨越性的历史。概言之，在数字时代，通信权具有了新的技术内涵，智能技术将公民通信权行使提升到新的维度。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在人权从理念制度化为实定法权利的历史进程中，发端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为塑造通信权的形式、推动通信权成为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了充分保障宪法通信权，就需要形成一套严密的法律体系，既包括传统的通信技术领域的相关权利，也应当包括当下日新月异的智能科技发展形成的新型权利。网络平台技术的发展为这些不同形式的媒介权加以赋能，如今转化为数据权、信息权、算法规范等。文章来源：《齐鲁学刊》2022年第5期。如2008年阿里旗下的淘宝正式屏蔽百度的蜘蛛爬虫，从此网民不能通过百度网进入淘宝。
在历史维度上，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生活中，通信权一度局限在邮政电报，而电视电话被视为发达国家的象征。如前所述，数字时代的通信媒介不再是邮政电报，而是数据信息算法等，个人信息权、数据权等成为数字时代的通信权的具体形态。
如麦克卢汉所言，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使得人类逐渐结合为一体，重新部落化，地球这颗行星成为相互联通的地球村。1993年美国开始建设信息高速公路项目，将互联网发展的最新成果应用于民用通信领域。
宪法通信权的法哲学基础在于，它是每个人人格无限延伸跨越性人格权与特定时代特定媒介技术相结合而产生的基本权利，这两方面内涵密不可分，在不同的技术时代呈现出不同的具体权利形态。但是，就通信本身而言，语言只是通信的一种符号，将其作为文化劳作和主体间关系的唯一符号，并不符合生活实际。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某些互联网企业之间相互设置壁垒，阻碍了公民通信权的行使。201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摘要: 当下我国制定的《民法典》《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有关行政法规，都赋予公民以信息和数据等权益的保护。因此，我国宪法中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条款是宪法通信权扩张解释的基础，属于通信权保护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专设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一章，国家直接介入对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中的保护，防止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通过对网络平台的监管，对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信息内容风险、个人信息泄露风险、网络游戏沉迷风险、网络欺凌风险等提供强有力的保护[41]。麦克卢汉指出，从历史上看，人类媒介的革命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语言与文字的发明使得人类走出部落，加强与部落外世界的联通。
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为例，立法保障通信权充分体现了媒介技术进步的时代特征。其次，基本权利是一种受益权，公民可以请求国家做出一定的给付义务，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
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出台《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补了网络相关的条款。第三，保障公民通信权的公法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国家积极承担保障公民通信权义务的法律或行政法规等，另外一种是消极意义上对侵害公民通信权的行为予以法律制裁的规定。
与个体人格观相对，国家在每个公民的权利保护中都扮演着双重角色，即权利的守护者或干预者。随着网络平台企业的快速发展，在网络空间中相互割据的情况到2010年出现愈演愈烈的趋势，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腾讯与360之间的纠纷，在纠纷激烈的阶段，网络用户必须要进行二选一，如果要在电脑上保留360相关软件，就必须卸载腾讯QQ。从权利理论上观察，宪法通信权既是一项主观权利，也是客观规范。例如，有学者认为，通信权是一种消极防御型权利，而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通信媒介是通信权的具体展开[11]。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最为集中而又深刻的表达，通信媒介技术的现代化是其中的重要内容。1993年国务院颁布《无线电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无线电电频频谱归国家所有，国家统一规划、合理开发、科学管理。
作者简介：张龑，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法通信权就是每个人不断突破时空界限同其他人相互联系、沟通和交往、拓展自身人格的基本权利。
宪法上未列举的基本权利具有多样性，有些基本权利是综合的，有些基本权利是单项的，其判断的核心基准在于人权理念[25]。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不只是自下而上进行的，而是国家作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义务主体为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物质保障与技术保障。
2017年11月27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集大成者，该法明确规定了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国家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活动程序与规范，明确规定保护公民的敏感信息。[37]1997年12月30日公安部发布《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2000年9月20日国务院第31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2000年9月25日公布施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5年4月20日起施行《电信服务规范》。另一方面，1791年美国《权利法案》中规定的通信权对应的依旧是传统通信模式，到了德国《魏玛宪法》以及《基本法》，通信权的形式逐渐变得丰富多样。
此外，《民法典》第1037条规定了个人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享有查阅权、复制权、异议权、更正权与删除权等几项权利。在网络平台的数量井喷式地增长之后，某些互联网企业争相设置壁垒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这严重背离了网络媒介本身的属性和促进公民通信权的初衷。
[29]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7日，第2版。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实质上是人权的制度化，基本权利表明了宪法自身的目的，人权总是可以作为基本权利的标准，根据我国宪法中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宪法条款，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符合时代特征的解释便有了宪法上的基础[26]。
例如，有学者认为，通信权是采用邮信、电报、电话、传真等方式与他人进行通信的基本权利[9]，还有学者对通信权的界定是，公民通过电信、电报、传真、电话及其他通信手段，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通信，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10]。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7]。